学生问：然则舜不禁与？孟子答：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19}如此看来，法理学实质上就是关于政府的理论，与霍布斯的《利维坦》、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关注的是相同的问题。促使人们遵守政府官员（civil magistrate）的第二条原则是效用原则。
{50}随后所举的例证也说明他所谓的效用原则不过是对同情的另一种表达。由于他的道德哲学是一种情感理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sense对斯密而言具有特定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sentiments互换，意指道德的认知能力。前注{12}，Adam Smith书，第401页。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Juris-prudence具有特别的含义，特指他所谓的自然法理学（Natural Jurisprudence），即研究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的普世原则的科学{12}。洛克在《政府论》中将Civil Society等同于Political Society,{40}与自然状态和以家庭形式存在的conjugal society相区别。
{56}君主政治是把最高权力和权能授予一个人。然而自然法理学的启蒙意图又意味着他的政府理论是一种批判的历史叙事，必然将自然与历史的两套逻辑缠绕在一起。第 40条规定: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佛山中院也试行、审判长负责制、，由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从收案开庭写判决到签发判决，审判长全部亲力亲为，并且最终负责，不审案者不能定案。其二，司法权威以理性为内在本质。质言之，尊重和维护法制的权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是司法的神圣使命; 应当为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创造保障条件，必须坚定地执行《宪法》第 5条所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过，虽有上述缺陷，近期的司法改革只能面对现实，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某些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措施，弥补法检公三机关之间关系的缺陷，促进司法权力更为良性地运作。
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配合控诉方，以致混淆自己诉讼角色的重要原因。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现在我国要求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互相配合、制约，使审判程序中控辩审三角诉讼构造的合理关系发生矛盾，使法院的中立性被削弱化解。而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依法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况下，为了配合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下台阶或业绩考评，通常事先向检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便作出撤案处理，尔后或作出不起诉决定或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甚至有的案件被挂起来长期不处理。在刑事司法中，就是要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度，特别是不能发生冤案、错案。疑难案件请示及报请内审，是中国法院的传统做法。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顺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参见[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 241页。规范大要案的办理，保证打黑活动依法定程序进行。党的十八大文件强调指出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2013年 3月 26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因为，法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推进法治是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讲政治。
正因为如此，排除传闻证据规则或直接言词原则，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再其次，应当实行那些各国普遍适用的司法保障制度。
如果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汇报认定事实并决定个案处理，显然不符合认识规律，难免出现错误，而且是违法的。司法不同于军事行动，可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也不同于行政工作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听取汇报，商议决策于办公室。参见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导言第 3页。目前体制下，行政级别是地位、待遇的主要依据，过低的行政级别，适应不了塑造高素质、有权威的司法官员的要求。司法实践证明疑罪从轻的做法为错判无辜开了一个口子。目前法官、检察官，资格授予把关不严，司法机关中部分行政人员也享受司法官待遇。
因此我们认为，公正高效可以并提，但不能并重，应当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但问题在于简单的数字化管理，不符合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司法受社会时空条件影响的现实情况，容易扭曲诉讼行为，以致产生好事变坏事效应，即办案不以司法公正为标准而以符合考核指标体系为导向，采取种种不当举措，功利化地追求指标排名。
纪委立案调查，检察机关一般不宜提前介入，个别大要案至多单独以初查方式进行外围取证配合，而不能与纪委办案混成一锅粥。这种反腐败体制，符合当前国情，不宜轻易改变。
[9]参见怀若谷: 《温州一官员双规期间猝死》，载《京华时报》2013年 4月 10 日。一旦纪委调查结束认为构成犯罪移送检察机关以后，检察机关就应当按刑诉法规定独立、自主地进行侦查起诉; 法院应当独立、公正地进行审判。
如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不同的裁判观点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常常不一定反映谁对谁错; 检察机关起诉审查具有相对封闭、单方面审查和中间程序的特征，因此，起诉指控不同于法院判决，甚至案件中出现无罪判决也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化地对起诉作负面评价，除非贪赃枉法或者明显不负责任。这两条规定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否有取证权显然有模糊与矛盾之处。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家财政还是干部体制都难以承受普遍性调高待遇。反腐败工作由党委领导，纪委组织协调; 检察机关作为查处腐败案件的司法机关，应当服从党委领导，尊重、配合纪委工作。
我们认为: 省以下政法委不宜进行个案协调; 案件协调的范围限于事关大局、社会影响重大的个别案件，而且原则上不协调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评判。法院是最终认定案件事实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决的裁判机关，诉讼以审判为中心，是诉讼规律的必然要求。
司法的前沿是司法官的办案活动，如果没有高素质司法官，只是依靠加强监督，不仅难能达到提高案件质量效果，相反会导致司法行政化，削弱了一线司法官实现案件公正有效办理案件的积极性与责任感。第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还应当进一步理顺纪委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顾虑放纵犯罪，或者担心对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不好交代，便对疑案采取留有余地、从轻处罚的变通做法。司法官办理案件应当努力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上一轮司法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有了较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此次改革，重点解决司法官的待遇和各种保障条件问题。法治就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都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运行; 制定良法，尊崇法律，严格施法，全民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后，有组织犯罪活动确有上升趋势，但因党和政府实施较为有力的社会管理并拥有较为强大的国家权力与资源，总的情况看，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发展程度，不宜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司法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遴选应当更加规范。
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求法院与追诉机关讲配合，损害了审判机关的中立性。我们认为此类改革尽管具体做法有待进一步观察，改革经验有待进一步总结，取消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还要与保证清廉司法、公正司法、防止枉法裁判等其他的配套措施相结合，不宜操之过急。
因此，任何一个科学化法治化的司法体制，都必须维护审判的权威。我们建议司法官的退休年龄可按其级别延长 3至 5年。
目前司法机关对纪委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在定罪量刑上，往往顺从纪委查处的意见，司法公正受到一定影响。此项原则的主要问题，是将国家权力平行互动的单面关系，取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组合的构造与功能。
